在战国时期的楚国，屈、景、昭三族势力庞大，对楚王形成了巨大的掣肘，甚至在诸多事务上表现出无惧楚王权威的态势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政治因素。
家族渊源：王室后裔的深厚根基
屈、景、昭三族皆为楚国王室后裔，这一血缘纽带为他们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。屈氏始祖为楚武王的次子熊瑕，楚武王长子继承王位后，次子被封于屈地，其后代子孙便以屈为氏。景氏的始祖是楚平王之子子申，因楚平王谥号为景平王，子申后代便以景为氏。昭氏则源于楚昭王庶子子良，以楚昭王谥号中的“昭”字为氏。
由于与王室同宗同源，三族在楚国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特权。他们世代在朝为官，掌握着楚国的军政大权，在楚国政治舞台上占据着核心位置。这种与王室的紧密联系，使得三族在楚国拥有广泛的政治资源和人脉网络，成为楚国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例如，在朝堂决策中，三族往往能够凭借其宗室身份和政治影响力，对楚王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左右朝堂走向。
权力垄断：朝野上下的全方位掌控
屈景昭三族在楚国朝野上下形成了全方位的权力垄断。在中央层面，他们把持着楚国的重要军国大权。屈氏世代出任“大司马”一职，统领楚军，掌握着楚国的军事指挥权。景氏世袭“大宰”之位，负责征税和国库管理，掌控着楚国的财政大权。昭氏则在楚国政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其家族成员多在朝中担任要职。
在地方上，三族拥有庞大的世袭封地和私兵。这些封地散布在楚国各地，三族在封地上拥有高度的自治权，可以自行征税征兵，宛如“一国中之国”。他们的私兵是楚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战时，各地贵族必须按照规定派遣私兵加入楚军，而这些私兵的统帅权往往操纵在三族手中。此外，三族还把持着楚国的交通要冲，如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渡口和关隘、连接中原和东南的赣、衡一线等，这些交通要道是楚国的命脉所在，三族借此控制军队的进出和物资的流通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地位。
制度缺陷：分封制下的权力分散
楚国实行的分封制为屈景昭三族的崛起提供了制度土壤。周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，诸侯再分给卿大夫，这种层层分封的制度导致中央权力逐渐变弱。楚国也不例外，楚王将土地分封给各个贵族，这些贵族又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和领地，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王国。
在这种制度下，贵族势力不断壮大，对王权构成了严重挑战。屈景昭三族作为楚国最大的贵族集团之一，利用分封制赋予的权力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他们在封地上发展经济、扩充军队，逐渐形成了与王室相抗衡的力量。同时，分封制下的贵族享有世袭特权，爵位和土地可以世代相传，这使得三族的势力得以长期延续，难以被削弱。例如，吴起变法时提出对分封的贵族爵位在三代之后予以收回，这一措施直接触动了三族的根本利益，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，最终导致变法失败。
内部矛盾：楚王改革的重重阻碍
历代楚王都深知贵族势力是楚国的祸根，试图进行改革以削弱贵族权力，集中国力于王室，但都遭到了屈景昭三族的疯狂反对和阻挠。楚怀王时期，他曾想效仿秦国的做法，削弱贵族权力，屈氏等人立刻联合起来，声言“王室若不保护我等，我等亦不保护王室”，面对如此威胁，楚怀王不得不作罢。后来他又想借助纵横家的力量削平贵族，结果反而被贵族们诬陷“与外人勾结”，险些被废黜。
楚顷襄王时期，他曾下令将贵族的私兵编入国军，以削弱他们的武力。在屈原的建议下，楚王先是下令将贵族的私兵全部编入国军，并由王室直接任命将领，接着又建议将贵族的世袭土地全部收归国有，只给予俸禄，从而切断他们的经济来源。这些措施引起了贵族的强烈不满，他们纷纷拒绝交出私兵和土地，甚至联合起来在楚都附近扬言造反，楚王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去平叛，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。
相互倾轧：三族之间的利益博弈
虽然屈景昭三族在对外上共同对抗楚王，但他们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，存在着激烈的利益争夺和权力斗争。屈氏作为楚王的宗亲，地位最高，一直想将景氏这个“干将”压制下去。而景氏凭借掌管国家财政的优势，也在暗中与屈氏争斗。昭氏虽然也是楚王亲族，但地位远不如屈景二族，一直在寻求机会在朝中分一杯羹。
三族内部的世代恩怨也时有爆发。比如屈氏内部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宗族内讧，双方你死我活，最终导致屈氏一分为二。这种内部矛盾使得三族在面对楚王时，虽然能够暂时联合起来，但也存在着相互牵制和制衡的因素。然而，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削弱三族的整体实力，反而使得他们在与楚王的博弈中更加狡猾和难以对付。
屈景昭三族之所以不怕楚王，是由于其家族渊源深厚、权力垄断全面、制度缺陷助力、内部矛盾牵制以及三族间相互倾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种政治格局不仅加速了楚国的衰落，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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