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英国历史的长河中，斯图亚特王朝（1603-1714年）的登场并非突兀的转折，而是都铎王朝（1485-1603年）晚期政治遗产与宗教矛盾交织的必然结果。这场跨越百年的王朝更迭，既是一场王室血脉的联姻叙事，也是一场关乎宗教信仰、君主权力与议会博弈的文明裂变。
一、都铎王朝的黄昏：伊丽莎白一世的无嗣困局
都铎王朝的统治以亨利七世（1485-1509年）开启，通过“玫瑰战争”结束兰开斯特与约克家族的百年内战，奠定英格兰统一基础。其子亨利八世（1509-1547年）以宗教改革为利刃，通过《至尊法案》切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，将英国国教会（圣公会）纳入王权掌控，彻底重构了英伦三岛的宗教版图。
至伊丽莎白一世（1558-1603年）时期，英国进入“黄金时代”。这位终身未嫁的“童贞女王”以政治平衡术维持新教与天主教势力的微妙平衡，同时通过《航海法案》为海外殖民扩张铺路。然而，其终身未育的困境为王朝埋下致命隐患——1603年女王驾崩时，都铎家族男性继承人早已绝嗣，王位继承权只能转向苏格兰斯图亚特家族。
二、血脉联姻的百年伏笔：斯图亚特家族的苏格兰根基
斯图亚特王朝的崛起绝非偶然。14世纪初，该家族通过与苏格兰王室的联姻获得合法性：1371年，家族成员罗伯特·斯图亚特继承罗伯特一世成为苏格兰国王，开创斯图亚特王朝对苏格兰的统治。1503年，詹姆斯四世与英格兰亨利七世之女玛格丽特·都铎联姻，其孙詹姆斯六世（即后来的英格兰詹姆斯一世）因母系血统成为都铎王朝的合法继承人。
这场跨越世纪的联姻网络，既为斯图亚特家族提供了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法律基础，也埋下了宗教冲突的隐患——詹姆斯六世自幼接受苏格兰长老会（新教）教育，而英格兰圣公会则奉亨利八世确立的安立甘宗为国教。这种宗教分野，成为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王权与议会矛盾的导火索。
三、宗教与王权的双重博弈：从“君权神授”到《权利请愿书》
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后，试图将苏格兰“君权神授”理念移植至英格兰，却遭遇议会强烈抵制。1625年查理一世继位后，为筹集军费强行征收“船税”，并镇压清教徒运动，导致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。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，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体制，英国进入短暂的共和实验期。
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，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试图恢复天主教，引发“光荣革命”。1689年《权利法案》的颁布，标志着议会彻底剥夺君主立法权，确立“王在法下”的宪政原则。这场始于宗教冲突的王朝更迭，最终催生了现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。
四、地理与政治的双重整合：从“共主邦联”到“大不列颠王国”
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时期，英伦三岛的地理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革。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后，英格兰与苏格兰形成“共主邦联”，但两国的法律、议会与教会仍保持独立。1707年《联合法案》的签署，使英格兰与苏格兰议会合并为大不列颠议会，标志着现代英国的诞生。
这一进程的背后，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（如苏格兰在达连计划失败后面临的财政危机），也有斯图亚特家族后裔安妮女王（1702-1714年在位）无嗣的客观现实。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后，根据《1701嗣位法》，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（斯图亚特家族女系后裔）继承王位，斯图亚特王朝的男性血脉自此断绝，但其留下的宪政遗产与国家整合框架，为英国日后成为“日不落帝国”奠定了制度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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